2015年11月30日 星期一

中国邮政发行《图说我们的价值观》特种邮票

 中国经济网 

中国邮政发行《图说我们的价值观》特种邮票发行
  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30日讯(记者艾芳)中国邮政于11月29日发行《图说我们的价值观》特种邮票1套3枚,该套邮票为2015年全年邮票发行完美收官。同日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七种邮票年册伴随最后一套邮票的发行同步上市。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邮票图案内容分别为:“有国才有家”、“中国梦 牛精神”、“中国梦 我的梦”。全套邮票面值为3.90元。邮票内容选取了《鸟巢》、《牛精神》、《梦娃》三个画面。文化形式丰富多彩,形象地宣传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该套邮票由夏竞秋设计,原画作者为李凡丁、陈与李、林钢,由北京邮票厂影写工艺印制。
  近年来,中国邮政努力践行央企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责任与义务,2013年中国邮政发行了《美丽中国》邮票。2013年至2015年,中国邮政连续三年发行了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特种邮票,着力反映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以及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状态。明年,中国邮政还将发行《海上丝绸之路》邮票,充分利用邮票这一特殊的文化载体,弘扬主旋律,传达正能量。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邮票发行当日,中国集邮总公司推出的七款精美2015年全年邮票年册同步上市。不仅有传统集邮爱好者每年必购的传统中档年册,也有适合馈赠的贺岁册,还有专为青少年定制的少儿邮册,具有个性定制功能的定制册也是近年的热点邮品。据中国集邮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传统的邮票年册近年频推新意,内容丰富、互动性强的手机APP,使集邮这项传统的收藏活动与互联网进行了良好的融合,扫一扫二维码,小小的邮票也能互动“玩”起来。

手串的盘玩是修身养性的过程

  中国经济网 

  珠串作为一种佩饰,在中国由来已久。材质繁多,有木珠、瓷珠、玉珠、陶珠、玛瑙、水晶、滑石、石珠、骨珠、蚌珠、琉璃、玻璃、东珠、象牙等,形制各异,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态势。
  文玩手串滥觞于上古的串珠,后又以佛珠为祖,以清代朝珠为宗,以宫廷手串为直系流派,一脉相承。至当代集装饰、把玩、鉴赏、收藏价值于一体的文玩手串,积淀着历史承袭而来的文化内蕴,日渐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佩戴、盘玩手串俨然成为一股新的时尚。手串如何完成华丽蜕变?何种材质的手串最受青睐?本文专访中国收藏家协会文玩收藏委员会主任姜跃进,请他为我们一一解读。
  佛珠、朝珠与宫廷手串
  记者:珠串佩饰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佛珠对中国本土的珠串文化又有怎样的影响?
  姜跃进:在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出土了距今约1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所生产佩饰的“珠串”,用有穿孔的兽牙、贝壳、小石珠、鲩鱼眼上骨等串连而成。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各地遗址中也都有大量穿孔的石珠、骨管、蚌、玉、玛瑙等饰件出土。  商周时期,玉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玉石骨器的制作也极其发达。周代的贵族以玉、石、玛瑙等珍贵材料穿成串,称做“礼玉”,用来佩戴以显示其身份或地位。这种习惯到秦汉以后式微,但仍有所传承。
  魏晋、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土发展并兴盛起来,佛珠也开始被大量用于中土佛教中,在寺院甚至社会上也逐渐流行。佛珠本是念佛或持咒时用于记诵和束心的工具和信物,故又称“念珠”,最早诞生于古印度,公元4世纪开始流行于印度佛教中。因佛祖释迦牟尼讲法、圆寂于菩提树下,菩提树被奉为佛教圣树,其树籽(菩提子)也为教徒所用贯穿成串,在诵经念佛时记录次数。手持佛珠在佛教中也被认为能消除业障,象征一种美好的愿景。
  随着佛教的发展,菩提子的种类也在不断发展。因地取材,中国制作佛珠的菩提子也被香木、硬皮树的树籽所取代,但均同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佛珠成为与本土珠串文化发展并行不悖的饰件及用品。
  记者:清代的朝珠、宫廷手串也受到佛珠的影响?
  姜跃进:根据史料记载可知,清代的朝珠源于藏传佛教的佛珠,进而影响到宫廷手串的发展。
  随着满清入关后国家舆服制度的不断完善,朝珠逐渐成为宫廷冠服佩饰的定制。清代皇帝以及后妃、在朝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及其命妇还有侍卫等,均可佩挂朝珠。清代朝珠由身子、结珠、佛头、背云、纪念、大坠、坠角七部分组成,周长大约在130~170厘米之间。身子由108颗珠子组成,意寓12月、24节气、72候为一年,总数定为108。还有一种说法,即佛教认为人生有108种烦恼,旧时佛寺每日朝暮各撞钟108下,称为“醒百八烦恼”。
  宫廷手串的材质、工艺和朝珠并无二致,主要配饰上包括两颗结珠、一枚佛头、一个背云、两个坠子;所不同的是,宫廷手串具有的挂绳和用于隐藏绳结的珠簇。清代的宫廷手串,在佩戴上丝毫不受朝珠礼制的苛刻限制,可挽在手腕上,在闲暇时把玩欣赏。还特意在佛头处增设挂扣,以方便悬挂在纽扣上,佩戴于衣服。这种由18子佛珠演化而成的宫廷手串,在后宫妃嫔中曾风靡一时。
  记者:朝珠、宫廷手串在一定程度上是身份的表征,彰显的是贵族的豪气与华美,在材质的选择上如何?
  姜跃进:朝珠在等级方面较手串更为讲究,帝王在不同场合,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要佩戴不同颜色的朝珠;官员则依据官阶不同,佩饰不同等级的朝珠。
  朝珠及宫廷手串大多由清代御用作坊“造办处”督造,将珠宝饰品的装饰功能与精湛的手工艺融合,在材质的选择上也令人叹为观止。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朝珠和宫廷手串的材质就十分广泛,包括青金石、绿松石、碧玺、东珠、海蓝宝石、翡翠、水晶、玛瑙、琥珀、蜜蜡、珊瑚、伽楠香、菩提子、檀香、沉香木、椰壳、砗磲、象牙、牛角等数十种材质,以明黄、金黄及石青色等诸色绦为装饰。
  文玩手串升温,菩提子最受青睐
  记者:如今,盘玩手串似乎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这是何时形成的?
  姜跃进:手串因其材质、色泽、雕工的精美,随着清室的衰败而从深宫中流散到民间,成为文人把玩的高雅之物或是互相馈赠的礼品。在近代由于历史的影响,手串的传承一度出现断档的情况。
  文玩手串市场的升温,得从2003年的“非典”说起。在那个十分敏感与恐慌的时期,一种被赋予驱魔辟邪且具有保健功效、焕发香味的绿檀手串被大家所关注,虽则昙花一现,到底带动了文玩手串的发展。之后随着文玩概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文玩手串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引领时尚的全新标志。
  记者:在各式各样的手串中,哪些材质受到人们青睐?
  姜跃进:近几年来,文玩饰品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市场产业。从早年的钻石、黄金,到后来的翡翠、玉石,现在人们逐渐把视线转移到了更有文化气息的把玩物件上,比如文玩核桃、菩提子、橄榄核雕刻、木珠手串等。此外,不同品类、款式的产品琳琅满目,红的(战国红、南红)、白的(白玉)、黄的(蜜蜡)、蓝的(绿松石)、绿的(翡翠),除自成独具美感的手串佩饰之外,作为配珠也成为塑造其它材质手串个性和魅力的重要一环。
  目前最流行的手串以星月菩提、凤眼菩提、金刚菩提和莲花菩提为主。海南黄花梨和印度小叶紫檀为中年人所钟爱,星月菩提受到年轻人追捧,金刚菩提、凤眼菩提和莲花菩提则以年轻男士为主要消费群体。
  菩提子手串的鉴别与盘玩
  记者:利润如此之高,部分商家的造假也层出不穷。面对鱼龙混杂的菩提子市场,如何去伪存真?
  姜跃进:随着菩提子串珠的流行,市场上的菩提子串珠数量、种类和价位都有了很大程度的丰富。我们可以通过“望闻问切”,来辨别菩提子串珠的真伪。
  “望”就是对菩提子串珠的神、色、形、态、相进行观察和鉴赏。每一颗菩提子串珠都有其独到的神韵,在色泽上不可能呈现出完美的均匀性和透亮感,那些颜色和光泽完美无缺的往往值得怀疑。拿到菩提子串珠后,先要仔细观察单个珠体的形状是否规整,有否存在漏珠、缺珠、体损、开裂、干瘪等不良状况,会不会有以次充好或是滥竽充数之辈。就纹理和纹路而言,伪劣菩提子串珠的纹理比较污浊,少有清晰连贯的一致性。
  “闻”指嗅气味,体会气息的清浊、实虚等变化。有条件的朋友在选择时,可以将串珠置于火上进行小小的灼热。一般来说,菩提子串珠在燃烧时只会散发出植物燃烧的正常气味,如果伴有化学品燃烧的刺鼻味道,那就必然是用其他材料仿制而成的。
  “问”是通过和卖家的沟通交流来了解菩提子串珠的材质、做工、年限、成色等情况,再结合自己的知识对卖家的陈述和说明进行分析。
  “切”指摸表象,用手触按和把玩菩提子串珠的珠体,以了解其品质。和其他种类的串珠不同,菩提子串珠表面的磨擦度很大,没有进行深加工或是经过高度抛光都会令珠子表面有一定程度的粗糙感。此外,其表面所形成的并非油漆状的光泽,而是近似打蜡之后的感觉,没有油脂反光的效果。
  手串的盘玩是修身养性的过程
  记者:您认为文玩手串的价值如何?人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
  姜跃进:文玩手串之所以受到大众喜爱,在于其本身价值之外还蕴含着文化,这是辈辈相知、代代相传的宝贵经验和财富。目前盘玩手串的群体年龄层次主要以中青年白领和蓝领为主。其中青年人主要看重的是手串的装饰功能,中老年人则以追求其丰富的内涵为主。
  文玩代表一种精神,也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一件好的文玩,经由岁月的裹洗,与主人息息相通,颐养身心的同时,也彰显主人的文化品位。
  珠串的盘玩,更是一种心境,是修身养性的过程,不必急功近利。这其实就是文雅人士的一个乐——挑选是个乐,串珠子是个乐,把玩是个乐,看到自己盘出来的核桃、葫芦、菩提籽、橄榄核雕一天天发生颜色的变化就更是个乐。当下都市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把玩一件手串,任小小珠子在手里滚动,能让繁杂的心情平和,令紧张的神经得到释缓,多几分对世间百味的参透。

由《捣练图》说开去:捣衣声里长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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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练图捣练图捣练图局部捣练图局部
  千年前,
  长安城里,
  月光之下,
  万户捣衣声。
  美人迟暮,
  征人老矣,
  自古秋事,
  寂然一叹……
  文 _ 小雅
  《捣练图》是中国古代仕女画的重要代表作,作者是唐代画家张萱,这幅画描绘了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理线、熨平、缝制劳动操作时的情景,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服装工艺流程资料。其实,除了服装工艺,这幅画还有更多内容值得倾听。
  入秋捣练
  在仕女书画题材中,有“四季仕女”之说,意为仕女画常与特定的季节、特定的时间联系在一起。其中颇具典型的四季仕女形象大致是游春仕女(春)、倦绣仕女(夏)、捣练仕女(秋)、嗅梅仕女(冬)。在这幅《捣练图》里,除了人物,并不见自然景观,但我们根据四季仕女的题材,便能想到这是秋季。
  “长信宫中秋月明,昭阳殿下捣衣声。白露堂中细草迹,红罗帐里不胜情。”(王昌龄《长信秋词》)秋日夜晚梧桐树下,几位宫廷美人在琼楼间捣练缝衣,寂寞宫闱萧杀冷清。“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南唐后主李煜《捣练子令》),小庭深院中秋风送来了断断续续寒夜捣练声,征人在外,绵绵相思之情使人长夜难寐,愁思郁结。从以往的大量古诗中,也可以略知,捣衣常在秋夜,声声入耳。
  “捣练”是古代女性最常见的劳作之一,又称“捣衣”,是古代制作衣服的重要工序之一。“练”是一种生丝制成的丝帛织品,刚刚织成时质地坚硬且发黄,必须经过沸水煮泡和漂白,再用木杵反复捶捣才能溶解帛上的丝胶,使之洁白柔软。捣好的素练经熨烫平整,最后被裁剪,缝制成衣裳。丝制成丝帛大约在汉代前后,作为新的精炼工艺,捣练法出现。捣衣缝制为御寒,捣衣便多在秋季。“自古逢秋悲寂寥”,这也使得原本只是一种劳动过程的捣练,带上几分萧索落寞之感。
  “捣练”进入诗画领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先开始流行一种以“捣衣”和“捣练”为名的诗歌。诗中把日常的捣衣活动进行了文学性的加工。主角是在家里的女性,捣衣是专属于她们的事情。时间在秋天的夜晚,这是天气转寒的季节,是人们开始需要御寒衣服的时节。地点在空荡荡的家中庭院,男性出去戍边,家中只剩下女性。女性在秋夜捣练、缝衣,是为了在天冷之前将亲手制成的衣服寄到戍边的男人手里。“捣衣”和“捣练”从此成为一种表达女性闺怨的重要题材,捣练的闺怨还往往影射着帝王的冷淡恩宠,成为表现宫廷女性生活的诗歌题材之一。
  汉魏六朝的“捣衣诗”随后带动了一类名叫“捣衣图”的绘画的出现。早在唐代张萱之前数百年,根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载,东晋、南朝画家张墨、陆探微、刘瑱都画过《捣衣图》或“捣练图”。他们的图画究竟什么样子,与张萱的《捣练图》有什么不同现在已经无法知晓了。不过,大约比张萱时代要早50年左右的一幅初唐时期描绘“捣练”场景的画面却有幸留存下来。西安的文物工作者于2005年在长安县的兴教寺故址发现了一个石槽,石槽两边分别刻着一幅线刻画,由于有宦官的形象,因此表现的正是宫廷女性“捣练”的景象。两幅线刻的“捣练”画面都采取衡长的形式,与手卷有些类似。画面中心都是围在石砧四周拿着木杵捣练的女性。其在表现捣练女子的时候,姿态,角度都与《捣练图》颇有几分相似,可知,“捣练”很早就成为一种固定的图像模式,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表现方法,只要一看到这种姿态的女子,大家便都明白是表现捣练。
  在“捣练”的秋季背景以及文学意象下来观《捣练图》,似乎活泼泼的劳作场景中隐藏着一丝宫怨的哀愁。
  丝绸长安
  侍女们是如何劳作的呢?在这幅宽37厘米,横147厘米的长卷上,共描绘了12个人物,以从事劳作和服饰来看,皆为无品级的宫女。按照人物动作流程,画作可分为四段。第一段,四位宫女用木质捣柞和石砧锤打、素练;第二段,两位在缝衣服;第三段一位年纪稍幼的宫女在照看用来熨烫的一盆炭火;第四段,四位宫女熨烫捣好的素练。一个女童在素练下嬉戏,为沉闷的劳动增添了一抹灵动的亮色。
  几组人物或立或坐,有低有高错落有致,各组间又彼此呼应。捣练一组中,一人回身挽袖与理线缝衣一组相应,蹲着煽火转首的女童连接左右两组。整幅画面布局巧妙合理,结构严谨精密。人物姿态精准把握了劳作时不同运动的身体重心,如拉白练宫女,扯绢时用力微微后退,后仰以维持平衡的身姿,熨烫者步态轻盈,从事捣练的人尽显沉重的体态,蹲坐扇火的女孩被热气和烟熏得用袖遮脸,扭头躲避。因分工不同,人物劳作时的状态亦不相同,画家工笔写实风格明显。
  盛唐,长安是全国的丝织品生产中心,都城内有少府监、织染署、掖庭局等机构,下设官营丝绸作坊。玄宗后期,宫中专为杨贵妃造作锦绣金玉之工就达千人。官府作坊内也有为数不少的奴婢,一些技艺出众的被分配到掖庭局劳作,所得报酬仅为日常衣食。《捣练图》中所描绘的劳作景象,真实再现了她们的生活。
  元末书法家张绅曾针对这幅作品写下“乃知蟆母之姿, 亦有效其塑者”。古代有蟆母、钟离春、孟光、阮女四大丑女之说。《史记》中记载黄帝娶丑女蟆母为次妃,蟆母貌丑形同夜叉,但品德高洁,施行德政,有非凡的组织能力,是当时女人们的楷模。张绅的话无疑表明捣练并不是高尚体面的工作,劳作中的女性不能论及优美典雅,但张萱将之入画,是对女性品德美的歌颂,同时体现了当朝劝勉农桑之风。
  肥美盛唐      
  汉魏晋时期,画家笔下的女性多是秀骨清相,推至唐五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始有“仕女”说法出现,画中的形象也演变成张萱所描绘“丰颊肥体”之态。《捣练图》虽为后世摹本,摹者忠实于张萱原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盛唐的时代风格。摹本中的人物线条以圆笔长线居多,线条组合宽松自然,符合史料中记载张萱的下笔风格。图中的女性身份虽是从事劳作的下级宫廷奴婢,但衣着艳丽华贵,体态丰满慵懒,颇有贵族气质,这也是唐代社会盛行肥美之风的体现。
  《资治通鉴》记载,唐女皇武则天身材丰满、“方额宽颐”;贵妃杨玉环则“素有肉体”,“资质丰艳”。宫中在民间征选干杂役的女工,不但技艺要精,还要体态丰腴,身材丰满,否则即使手艺很好也不会入选。这两位在唐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女性,引领了以肥为美的社会风潮,导致唐代绘画的逐步演变。
  唐高宗永徽至玄宗开元年间,“面短而艳”依然为画中女性的审美标准,如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仕女,体态匀称,神情还略显拘谨。到了玄宗开元天宝至德宗贞元年间,社会物质丰富,生活富足,都市豪门盛行奢靡之风。周天游在《盛唐气象》一书中描述道:“唐人饮食就食品加工和烹调操作来讲,其水平已相当高超”,不仅“原料丰富”还“出现了各种流派”。时人往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同欢同醉”。李白在《将进酒》也写过:“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放纵逸乐中充满豪迈之气。
  盛唐,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崇尚肥美。张萱笔下女性脸圆而饱满,体态丰腴健硕,尽显大唐女性的华贵之美。这些生活优渥的女性神态多惆怅与苦闷,慵懒之态尽显。
  衣鲜妆浓
  唐制规定,贵族女性服饰分四种:朝服、公服、祭服、常服。前三种为后妃命妇女官于朝会、祭祀等正式场合穿着的礼服,后者为日常穿着。常服上身是衫、襦,下身束裙,肩加披帛。衫为单衣,襦有夹有絮,短至腰部裙子长而多幅,此外还有袄、半臂、缦衫等。
  唐初女子衣衫小袖窄衣,外加半臂,肩绕披帛,紧身长裙上束至胸,风格简约;盛唐时,衣裙渐宽,裙腰下移,服色艳丽;至中晚唐时,衣裙日趋宽肥,女子往往宽袍大袖,色彩靡丽,以红、绿、紫、黄色最为流行,时人云“红裙妒杀石榴花”、“藕丝衫子藕丝裙”、“折腰多舞郁金裙”……
  《捣练图》中女子衣着是盛唐时半露胸式衫裙装的代表。图中的成年女性都穿短襦,肩上搭有披帛。衣饰色彩柔和,艳而不俗,朱红、绯红、橙黄、草绿等交相辉映。裙薄如蝉翼,以极细的笔触勾画出衣裙上织印的花纹,画中女性皆梳中晚唐流行的高髻,应和了白居易“时世高梳髻”的风姿。
  唐代女性妆容繁复,光眉形就多达十种,画眉之后贴花钿(即将各种花样贴在眉心作为装饰),在双颊酒窝处用朱红色点缀,再在太阳穴部位描斜红,有时会胭脂晕染如血迹一般,为的是造成残破之美。唐妆最后步骤是点唇,唇膏颜色一度流行为黑色,白居易在《时世妆》中说:“乌膏注唇唇似泥。”整个妆容浓墨重彩,奢靡华丽,独具时代特征。在保存完好、细节毕露的《捣练图》中,女性的妆容虽不至浓重于此,却也层次分明,十分讲究。
  张萱其人
  一幅《捣练图》流露出这么多内容,画家绝非等闲之辈。盛传其作者为张萱,京都长安人,生卒年不详,艺术创作介于713年至 755 年间。唐玄宗时期,宫廷集贤院的史书编纂讲究文图搭配,设有画直,起初为两人,后又增加了六人,其中包括有朱抱一、任贞亮、邵斋钦、程修己等,画直的工作与后代的宫廷画家相近,不仅为修书配图,也多艺术创作。欧阳修《新唐书》中记载,张萱的身份即为开元集贤馆画直。《太平广记》中记载张萱常画宫苑男女,绘有多幅屏风、帷帐等,名冠当时画师之首。虽然没有学过西方素描,但张萱擅长勾画草图,笔下的亭台花榭、花鸟仆使都极具形态,他曾将李白《长门怨》中的意境绘于纸上。
历代帝王图(部分)历代帝王图(部分)
  宋代《宣和画谱》载有张萱作品47件,其中30多卷都是描绘仕女的,包括贵族妇女游春、梳妆、鼓琴、奏乐、横笛、藏迷、赏雪等闲散生活场景。作为宫廷画家,张萱绘画多为奉命而作,题材多与帝王后妃有关,有史料可查的张萱作品包括《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等,其中《写太真教鹤鹉图》、《虢国夫人夜游图》、《虢国夫人游春图》、《虢国夫人踏青图》中的形象均与杨玉环姐妹相关,而《明皇纳凉图》、《明皇击梧桐图》、《明皇斗鸡射鸟图》等描绘的则是唐明皇李隆基。
  《宣和画谱》评价张萱,善画人物,其中以“贵公子与闺房之秀最工”,其画风大受宋徽宗的推崇。元天历元年(1328年),元人汤垕(hòu)在京师与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论画,写下了一部绘画评鉴著述——《画鉴》(又名《古今画鉴》)。《画鉴》对古人笔墨特点常有精到见解,书中提及唐人张萱的技法特点为“画妇人以朱晕耳根为别”,即仕女开脸以朱色晕耳根,藉此突显女性白里透红的肤质。这也是张萱独步当代的鲜明特色。
  今天,张萱所有原作已不复存在,只有两件摹本存世——《捣练图》(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虢国夫人游春图虢国夫人游春图
  两幅作品皆绘制于绢上,色彩多使用矿物研磨颜料。在绢上使用矿物重彩,如石青、石绿时往往使色厚而浮于表面,画者一般使用湿的生宣纸或棉花搓捻成小团,慢慢把颜色“墩”入绢丝纹理之中,多次反复操作,使画面色彩鲜艳,更加平面化,薄而厚重。这是绢本作画的优点,也是如今大多传世工笔画多绘于绢上的原因之一。
  《捣练图》与《虢国夫人游春图》相比,色彩更加鲜艳,这跟画作的保存历史有很大关系。前者流传有序,保存一直较为妥当,后者则为鉴赏家杨仁恺发现自民间。两幅画作皆被鉴定为高水平的宋代摹本。
  流落他乡
  《捣练图》绘制在细致平滑的宫绢上,并无作者和摹者的款印,卷首题跋: “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真迹”。另有金章宗用瘦金体题“天水摹张萱捣练图”。瘦金体由宋徽宗独创,笔画劲挺秀丽, 风格独特。金章宗完颜璟爱好书法,曾在朝中设立书画院,“凡好书札,悉效宣和(徽宗时年号),字画尤为逼真”。完颜璟学宋徽宗的字,几乎可以乱真。从这些题跋上推测,金章宗完颜璟曾经是这幅《捣练图》的收藏者。
  1126年,金兵攻下宋朝都城汴京后,从宋宗室处掠夺了大量书画文物。这幅曾著录于《宣和画谱》的唐画摹本便是其中之一。金章宗题“天水摹张萱捣练图”,天水是地名,位于今甘肃境内,是赵氏郡望,所以宋朝也被称为“天水一朝”。有说法认为这二字指代赵佶。然而纵览全图,并没有“御制”、“御书”等徽宗款识,书法鉴定家徐邦达、杨仁恺则认为此画应由宋代画院高手代笔。
  明清两代对《捣练图》的著录不多,明人张慎曾在《丹铅总录》中写道:“古人捣衣,两女子执杵,如舂米然。尝见六朝人画《捣衣图》,其制如此。”文学家沈从文认为,传世古画中只有宋代摹本《捣练图》中出现了竖杵,张慎所说的必然是这幅画作,只是他将唐画摹本错记为六朝。
  《捣练图》在清代的印记,来自画中所题“高江邨清吟堂秘藏”,此为清代学者高士奇的印章。高士奇是清代著名学者,学识渊博,善考证,曾为康熙讲书释画,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由此可见,清代时此画还在中国境内。
  1904年起,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开始雇用日本研究者担任东方部顾问。1912年5月,时任波士顿博物馆东方部顾问的冈仓天心,从天津大沽口进入中国,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奉命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此后一个月中,冈仓天心被众多中国古董商人包围。他利用“中国日本特别基金”先后收购了《远山柳塘图》等古画和一批珍贵的青铜器,这幅《捣练图》是购自一位满清贵族之手,当年8月入藏波士顿博物馆。此后《捣练图》一直存放于该馆。
  2012年11月,整整一百年后,《捣练图》首次回到中国,在上海博物馆的《美国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展》中向故乡展露了一千多年前的大唐风采。
  遥想李白《子夜吴歌》中的名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欣赏着张萱的这件《捣练图》,仿佛又回到千年前在长安城里月光之下,听着万千女性秋夜捣衣时的怅然心境。美人迟暮,征人老矣,自古秋事,寂然一叹呵。
  来源:《艺术品鉴》杂志

2015年11月29日 星期日

雕工精湛的清代剔红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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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图1图2图2
  “如意”是一种象征祥瑞的器物,多用金、银、玉、竹、牙等制作,头部呈灵芝形或云形,柄弯曲。
  如意是由古代的挠痒搔头发展而来,搔头前端为手指形,脊背手触不到的地方有痒,可用搔头挠抓止痒,能如人意,故文人雅士赋之以名“如意”。佛教中也有类似搔头的工具“阿那律”,和尚在讲经时多记经文祝词于如意柄上以备忘,功能类似于官员的手板“笏”,如意渐渐成为佛教的象征。唐代张祜《题画僧》诗之二:“终年不语看如意,似证禅心入大乘。”唐代之前的如意均为实用器物,如意头部还是“抓手”形状。唐代才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如意”,如意头已经逐渐变化为卷云纹。云自古就是吉祥的象征,代表着高贵和祥瑞。把云头纹装饰到如意上,代表着如意开始从实用功能到象征功能转变。明清时期,如意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吉祥物品,制作用料和工艺水平都无所不用其极。皇室、王公贵族或大富之家都少不了如意作为家居装饰,故宫里面便收藏有品类众多、规格不同的如意,用于寝殿陈设或是选妃、登基、赏赐大臣之用,也是人们馈赠家友的绝妙之选,“吉祥如意”“称心如意”等祝福语便是由此传播开来。
  安徽博物院收藏有两件精美的清代剔红如意。剔红属于雕漆范畴的一种,把朱漆一遍一遍地髹涂于胎体上,少则几十遍,多则上百遍,待达到所要求的厚度时,再用刀在漆层上雕刻出花纹,最后打磨上光,极费工时。
  图1所示这件如意长38厘米,木胎,柄身满雕蝙蝠纹、莲花纹、蔓草纹等。头部雕刻人物吹笛纹,树木萋萋,山石叠立,一身穿广袖宽袍的高士立在画面中央,正在吹笛弄乐,表情微笑,似陶醉于这秀丽的野色和美妙的音色中,整幅图表达出一种闲逸、安详的意境。雕刻人物衣纹流畅,五官分明,充满神韵,树叶、树干、岩石、野草也造型准确,恍如置身其境。
  图2所示这件如意长42厘米,木胎,漆色红润,图案生动精准,搭配暗色的锦地纹,颜色分明,立体感强,亦有“锦上添花”之意。如意头部雕刻的是一只竹编花篮,莲花座,鼓腹,篮里装满了花卉水果,可以辨认出的就有石榴、仙桃、菊花、葵花和牡丹花等,在方寸之间能清晰地雕刻出这么多类品种,并且栩栩如生,自然舒展,很能体现制作者的高超的雕工技巧。蓝系垂搭在一侧,上面扎有一条如意飘带,迎风飘扬。花篮是八仙中蓝采和所持的宝物,能广通神明,花篮纹饰亦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吉祥纹饰。手柄雕刻缠枝宝相花纹饰,中部装饰的是蝙蝠牡丹纹,硕大的一朵牡丹占据了醒目位置,还有几朵小花将开未开,两只蝙蝠相对嬉戏。如意尾端描绘的是蝙蝠龙鱼图。牡丹寓意“富贵满堂”,蝙蝠寓意“有福”,龙鱼表达“鲤鱼跳龙门”的祈愿。整件如意线条流畅,纹饰繁而有序,极富美感,还传递出富贵吉祥、长寿安康、功名高中等美好愿望,不失为一件承载人们美好愿望和祝福的送礼赏玩佳品。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文/安徽合肥 吴艳)

美轮美奂的敦煌石窟现身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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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窟说法图 敦煌研究院供图第57窟说法图 敦煌研究院供图莫高窟第275窟 北凉 敦煌研究院供图莫高窟第275窟 北凉 敦煌研究院供图
  本报讯 从本月29日至明年3月,一场名为“敦煌:生灵的歌”的大型展览将亮相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据悉,此次展览共展出来自敦煌研究院的一百余组珍贵展品,其中包括彩塑临摹12件、壁画临摹60件、藏经洞绢纸画复制品25件,其中不乏国家一级文物。展览开始之后,美术馆挑高25米的大厅内,则将陈列8个复原的敦煌石窟。这8个复原石窟,基本呈现了敦煌莫高窟自公元4世纪始修直至元代这1000年中各个历史时期的石窟面貌。
  据介绍,此次展览,策展方还集结了20多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与敦煌艺术品穿插展出。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张若澄之《僧敲月下门》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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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御制赋得僧敲月下门山水图。(资料图片)左图:御制赋得僧敲月下门山水图。(资料图片)
  吴晓芬
  近期,故宫博物院为庆祝建院90周年,重磅推出《石渠宝笈特展》。在为期两个月的展览中,参观者可以欣赏到东晋王珣《伯远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国宝级书画,与这些国宝级书画同期展出的还有一幅安徽桐城人张若澄的《兴安岭图轴》,此 图根据乾隆皇帝行围至大兴安岭所作的一首诗而作,钩摹出大兴安岭的雄伟崇峻,与乾隆皇帝诗中对大兴安岭的赞美十分契合,诗画合一,浑然天成。
  张若澄(1721—1770),字境壑,号默耕,清代安徽桐城人。出生于桐城张氏望族,是清代名臣张英之孙、张廷玉次子、张若霭之弟。在张家耕读传家的 氛围中,张若澄从小饱读诗书,书画皆工。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24岁的他考中乙丑科殿试二甲第十六名进士,第二年奉命入值南书房,陪伴乾隆左右, 成为炙手可热的天子近臣。可是好景不长,乾隆十一年,其兄张若霭在一次扈从皇帝西巡途中,不幸感染风寒,英年早逝,年仅34岁。张若霭21岁中进士,后官 至内阁学士,曾是乾隆最为倚重的英才之一。长兄早逝,对张若澄打击很大,他奉旨在懋勤殿行走,“上知其工于绘事,尝命临摹古人图画”,这样他有机会遍观内 廷所藏历代名人书画,在潜心临摹、作画中,他平复了心中伤痛,绘画技艺也得到提升,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他的画风工整细致,笔墨丰润,构图平和,观 其画,“有令人于春风侍坐时矜平而躁释”,其画设色富丽,颇有皇家气息,因而极受皇室喜爱。乾隆皇帝大加赞赏,在一次给张若澄的画作题咏中,写有“炼雪斋 中弟继兄”之句(注:炼雪斋是其兄张若霭的读书处),肯定了张若澄的绘画成就,张若澄也就逐渐成为乾隆时期与董邦达、钱维诚等齐名的宫廷画家。他的画作除 了《兴安岭图轴》入选《石渠宝笈》外,还有《阿弥陀经》等被载入《熙朝名画续集》,广为流传,成为后世学画者临摹的蓝本。
  在桐城市博物馆,珍藏有一幅张若澄的画作 《御制赋得僧敲月下门山水图轴》,纸本,墨笔,纵120cm,横62cm。所绘远景山峰入云,险峻奇峭,雾岚如烟,可望而不可及;近景长松壁立,有拔地突 兀之势。在被深山环抱的深谷中,藏一古刹,一老僧悠然举袂,在月下轻叩山门。全图笔墨精到,舒卷自如,境界淡泊宁和。画作左上方,是作者亲书的乾隆皇帝的 一首诗,“月上惊栖鸟,山僧归自邻。应门乏五尺,叩扇借孤筠。小立莓苔滑,低临松竹匀。上人权在外,守者未生嗔。讴湿袈裟露,凭参响寐尘。维摩不二法,司 户有前因。剥琢原无碍,形容直逼真。本来敲绝好,推字想欺人。 ”上款:“御制赋得僧敲月下门”,下款“臣张若澄敬写并书”,钤印两方。
  与《兴安岭图轴》的大气磅礴相比,这幅图给人更多的是空灵和恬静,这为我们多角度欣赏和研究张若澄画作提供了绝好的材料。
  来源:安徽日报

萧后墓出土唯一隋唐时期编钟编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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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科技讯
  萧后墓为腰鼓形砖室墓,由主墓室、东西耳室、甬道、墓道五部分组成,出土了玉器、铜器、铁器、陶瓷器、木漆器等200余件(套)。其中,成套编钟16件、编磬20件,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出土的隋唐时期编钟编磬实物,填补了中国音乐考古史上的一项空白。
  去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在扬召开新闻发布会,权威考古专家在会上还公布了墓内发掘的部分人骨遗骸,经南京大学体质人类学专家鉴定为大于56岁、身高约1.5米的女性遗骸的消息。
  自隋炀帝、萧后合葬墓发掘以来,考古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至今。“现场传统的清理手法,会在考古过程中遗漏不少信息,所以,我们希望借助社科院的高新尖技 术,将文物信息最大化提取。”据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束家平介绍,6月27日,我们特邀社科院专家赴现场指导,将漆棺和人体遗骸进行整体套箱运送,次日凌晨安 全抵京。
  萧后
  束家平说,下一阶段,我们会陆续将文物搬回实验室,进行精细化考古研究,收集更多更全的信息,从而达到文物最佳保护目的。
  “近期,墓中出土的凤冠也将被送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复原,当地已有凤冠提取研究的成功经验。不日,萧后凤冠原貌也将重现。”束家平表示。

2015年11月27日 星期五

泰坦尼克号中的海洋之心价值上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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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听说过坦桑蓝宝石的人寥寥无几,一般人最多只知道钻石和红蓝宝石。据说,闪电点燃了一场草原大火,火后这种本来同其他石头混杂在一起的、呈土黄色的矿石变成了蓝色。放牛路过此地的马赛游牧民便把这可爱的蓝晶体收藏起来。消息传出后,四处寻找新品种的珠宝商便来打探。1969年,纽约的Tiffany公司就以出产国的名字来命名这种宝石--Tanzanite,并把它迅速推向国际珠宝市场。喜欢追求新奇的美国妇女们立刻成了它的买主。
  全世界只有在东非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一块长4千米、宽2千米的区域里,才有坦桑石出产。这是一种既高龄又年轻的宝石,坦桑石的形成时间约为5.8亿年前,一直深埋在地底2千米以下,直到1967年才为人所知。随后迅速在国际市场上一举成名。
  中国的宝石业界对坦桑石的评述如下:“坦桑石,宝石级黝帘石,未经加热处理的黝帘石呈淡红紫色、淡黄绿色和蓝色,加热处理后的黝帘石呈带紫的靛蓝色。硬度6,密度3.35g/cm3,折光率1.690~1.705,双折射率0.009。黝帘石与蓝宝石相似之处是靛蓝的颜色,区别在于:黝帘石的靛蓝色鲜艳、均一,见不到色带或生长线;多色性明显,从不同方向观察有紫、绿、蓝三色变化,在某一方向可以见到紫红的色彩;硬度低,用锉刀可以刻划。黝帘石是最新崛起的宝石品种,因颜色漂亮受到人们喜爱。”
  实际上,只有顶级和A级坦桑蓝才具有上面所说的全部特征。B级坦桑蓝呈深紫色,呈现较少的颜色变化,C级呈淡紫色,从不同角度看只有颜色深浅不同,但各种级别的坦桑蓝在晶莹、纯净和折光率方面则是相同的。过去中国国内珠宝业界称“TANZANITE”为坦桑石,主要着眼于它与蓝宝石的不同,现在改称坦桑蓝,以一字之差强调它与蓝宝石的相似之处。
  目前,顶级和A级坦桑蓝的市场价为每克拉1~2万元人民币以上,B级在1000~5000元左右,C级一般也要四五百元。特殊制作的精致的品种,价格不在此限。电影《泰坦尼克号》中那颗50克拉左右的“海洋之心”,市场价格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而且已经很难寻觅。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网)

中国传统书画:创新者死 出新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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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书画需要的不是创新,而是出新!
  创新和出新有着本质的不同。创,顾名思义,始造。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广雅》对其的解释:创,始也。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国语》对其的解释:创,造也。那么创新,众所周知,创造新的,革新。既然是创造新的,革新,也就意味着原有的事物不行,或者出现了问题,或者已跟不上时代,产生了阻碍。总之需要改变、改造,甚至需要革除,需要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始造新的。在当前艺术领域,尤其是书画界总是会听到反复强调创新、创新、创新的声音,似乎不谈创新,不进行创新,就不足以显示出艺术的时代性,就不足以显现出艺人们的能力和水平。可仔细想想,难道几千年传统的书画,或者说书画的几千年传统就真的存在问题、真的过时、真的有阻碍,也真的需要改变、改造,甚至另起炉灶,创一种所谓的“新”出来?
  倘若真是如此,那么请问,当今哪位从事传统研究和创作的书画家不是受传统的惠泽成长、成熟起来的?哪位又有这个底气、功力、学养和胆量说自己比古人写得好、画得好,比古人的造诣高,比古人的修养深?是能赶上被后人誉为“书圣”的王羲之,还是能超过“画圣”吴道子?远的不说,就拿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清代、民国两个时期,在书法方面,谁敢拍着胸脯自信满满地说自己的水平已经超过王铎、傅山、刘墉、金农、郑燮、邓石如、何绍基、沈曾植、康有为、于右任、李叔同、谢无量,包括稍后一点的林散之(1898年出生)、沙孟海(1900年出生)他们,在绘画方面已经超过“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僧”(朱耷、石涛、弘仁、髡残)、龚贤、高其佩、袁江、沈铨、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包括稍后一点的潘天寿(1897年生)、张大千(1899年生)他们。别说超过,依我看学他们大都还只能算是皮毛,或者一知半解,甚至很多都还没有入门。放眼当今书坛、画坛,有多少他们的徒子徒孙,真正拜过师的也好,打着他们的旗号招摇过市、蛊惑蒙骗的也好,其中有多少真正承传了他们的衣钵,学到了他们的精髓?又有多少真正领悟了他们的思想,学成了他们的技艺?有媒体报道说有个叫邱振中的大学教授,信口开河说当代书法家的水准已超过明清,更不用说民国了。倘若他真说了此话,不知他的这个论断是如何得出的,实在是典型的意淫、痴人说梦。我建议这位先生好好研究一下明清、民国的书法,然后再慎重下结论,免得因为自己的信口雌黄而误人子弟、贻笑大方!
  毫不夸张地讲,目前传统书画这一领域,百分之九十五,甚至更大比例的人,都还处在效仿、照搬前人的阶段。相当大数量的作品压根儿就是前人的翻版和重复,或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或七拼八凑、东挪西借,或乔装打扮、改头换面,或局部放大、细节粉饰。有的甚至连翻版的本事都没有,连七拼八凑的能力都不具备。换句话说,自己都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到底什么才是中国传统书画,传统书画的精神、内涵和意义究竟是什么、体现在哪里,应该书什么、画什么,怎么书、怎么画等根本性的问题,还妄谈什么创新,妄谈什么所谓的风格?
  此外翻阅古代历朝书论、画论,均没有单独出现过“创新”这个词汇,更没有对其进行过专门性的论述,有的也只是诸如“化古为新”“借古开今”之类的说法,但这些说法与创新绝非同一个概念,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混为一谈。这样看来难道是古人太守旧、太迂腐、太没胆量和魄力进行所谓的创新吗?当然不是,而是古人懂得敬畏,懂得尊重传统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有自知之明,他们知道在传统书画这条道路上,创是很难“创”出所谓的“新”出来的,必须要有足够的根基、深厚的底蕴、鲜明的脉络,以及充分的供给做支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前行,有可能有所发展。道理很简单,就好比一棵大树,任何由主干生发出来的枝条和叶子,绝对不能说它们是创新而来的,只能说是出新的结果。这也是推陈出新的道理。主干就好比是博大深厚的传统,一根根枝条、一片片叶子就是一个个出新的点、出新的地方。所谓出新,它是指原有的事物得到新的发展,或者说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它一方面强调基础和底蕴,一方面讲究通联性和脉络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脉。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得出现的“新”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出新”这一概念、这一说法比“创新”在认知上要清晰得多,在态度上要真诚得多,在表述上要准确得多,也更加符合传统艺术存在和发展的本质规律。
  但今人或许过于聪明,总想求快、求新、求变、求奇,明明依次吃五个馒头才能吃饱,却常常撇开前四个,直接吃第五个,就稀里糊涂地认为自己已经吃了五个,已经吃饱,于是就开始了自欺和欺人,开始了所谓的变法和创新,实在可笑!一个“创”字,让他们变得既浮躁,又狂妄,且无知。无知者无畏,无畏者胡来。殊不知传统是环环相扣的,是有血脉相连的,相比较前人,对于他们留下的优秀传统,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他们所取成就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有所前行,能出新当然是好,不能出新传承和接续也是一种贡献。
  所以在当今文艺界,尤其在书画界,别总是强调创新,别老把它挂在嘴边,更不要将它作为从事研究和创作的唯一目的,以及衡量的唯一标准。创新是一个带有“革命色彩”的词,尤其在我国近几十年,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但须知并非所有事物都可以进行“创新”,也都那么容易“创新”。对于传统书画而言,创新这一概念的提出,显然是很不理性的,也是很外行的叫法,更是今人对传统认识浅薄且自身浮躁、急功近利、妄自尊大的一种体现。
  也许有人会说,当前科技发达、信息也发达,我们比古人见得多、知道得多,完全有创新的优势、条件和可能。需要指出的是,见多可以识广,但未必能识深。无论是对传统书法的认识,还是对传统绘画的理解,古人都远远要高于今人,也远远深刻于今人。古人的很多对书画的论述在当今依然受用,依然颠扑不破,也依然指导着实践。而当前出现的很多有关传统书画方面的所谓“创新”的观点,在古代书论、画论里几乎都能找到根源和出处,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原创的东西和原创的精神,也没有太多“新”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千万不要被一些故弄玄虚的解释,以及一些看似高大上的新名词、新理论所唬住,那不是创新,而是迷惑和误导。
  其实对于传统书画的发展而言,关键要素根本就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如何更好地去传承,并且从中努力地“出新”才对!(注:本文作者黑子,著名文化学者、文艺批评家)

8幅两宋稀世书画与您约会艺博会

羊城晚报 

马远的《松岩观瀑图》马远的《松岩观瀑图》毕加索晚年创作的陶瓷精品毕加索晚年创作的陶瓷精品
  看展览
  幅两宋稀世书画
  与您约会艺博会
  8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通讯员 魏湘洋、栾平平摄影报道:第20届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以下简称“广州艺博会”)将于12月3日-7日在琶洲广交会C馆举行。记者从11月24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广州艺博会将展出8幅两宋稀世书画藏品,据悉当年拍卖总成交价近2.5亿元!
  本届广州艺博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广 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广州市文广新局协办,广州艺时代展览策划有限公司承办。本届广州艺博会的展会面积达30000平方米;将有美国、法国等35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350多家优秀艺术机构参展;数万件包括国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艺术品将展示于现场并参与交易。
  值得留意的是,本届广州艺博会将 举办“龙美术馆两宋稀世书画藏品特展”,展出由刘益谦携龙美术馆珍藏的8幅两宋稀世书画藏品,包括易元吉《山猿野麞图》卷、范成大《超然帖》页、《司马伋 告身》卷、《吕祖谦告身》卷、汤叔雅《梅花双鹊图》、马远《高士携鹤图》页、马远《松岩观瀑图》页、杨妹子《楷书清凉境界七绝》页。
  此外,美国LC艺廊还挑选了20件毕加索晚年创作的陶瓷精品亮相此次艺博会。据悉,在毕加索艺术创作的最后30年,他在陶瓷上找到了另一种创作激情,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他仍没有停止过陶瓷的创作。

2015年11月26日 星期四

有趣的四川唐宋异形碗碟

新浪收藏

图一:唐代成都青羊宫窑半葫芦形青瓷小水瓢图一:唐代成都青羊宫窑半葫芦形青瓷小水瓢图一:唐代成都青羊宫窑半葫芦形青瓷小水瓢图一:唐代成都青羊宫窑半葫芦形青瓷小水瓢图二:唐代邛窑椭圆形绿釉灯盏图二:唐代邛窑椭圆形绿釉灯盏宋代成都流离厂彩绘花草纹椭圆形碗宋代成都流离厂彩绘花草纹椭圆形碗
  唐、宋六百年,四川是全国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和发达的地区。其间,当四川以外地区发生外敌入侵或内部动乱之时,四川常常是中央朝廷和难民躲避战火的安生之地。这样的历史背景,意味着四川原有的陶瓷文化必然受到南北各地陶瓷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川内外陶瓷工艺技术的交流、融合,从而使唐、宋时期的四川陶瓷更加绚烂多彩,具体表现就是,集全国各地陶瓷风格于一身,无论是器型、釉色、品种、工艺,都有与某一名窑或某一窑系相似的产品。除此之外,四川各瓷窑还有一些川外不太常见的特殊的瓷器造型,既体现了四川陶瓷工艺的地方特色,也展现了四川陶瓷工匠面向市场需求而具备的创造性意识。
  多年前,笔者同一些藏友在一民间博物馆交流时,馆主符先生曾拿出一件形如半边葫芦状的大水瓢,让大家鉴评。几乎所有上手过的藏友均认为,这不是圆形水瓢烧变形的产物,而是窑工有意而为之。这样的水瓢实际上,在倾倒水酒等液体时,更方便可靠,液体不容易抛洒、泄漏。
  十多年过去了,笔者在收藏实践中发现,唐、宋时期,四川各瓷窑不仅烧制了与普通圆形水瓢有异的半葫芦形大水瓢,而且,也生产了半葫芦形的小水瓢和椭圆形碗、碟等瓷器。
  图1是一只唐代成都青羊宫窑生产的半葫芦形小水瓢。这个小水瓢是修坯工在圆形碗陶坯的基础上,用右手捧护着碗外壁,用左手的拇指与中指、食指配合相互捏制而成。此器器型规整,合乎比例,旁边看不出一点儿挤压痕迹;水瓢内底的五个垫烧痕,表明是同类器型重叠垫烧而成。如果,这件器物在烧成过程中变形,那么瓢口的两边一定会发生粘连,而导致失败。
  图2是唐代四川各窑口均有生产的锅盔碟灯盏。作为四川人普遍喜爱的食物——锅盔,从古到今,都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所以,锅盔碟灯盏也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根据笔者在古玩市场所见,可以肯定,圆形锅盔碟灯盏存世居多,椭圆形锅盔碟灯盏极为少见。古玩市场上,一般藏友遇见此类器物,常常不仔细研究、磋磨,往往误认为是烧夹扁了的次品。其实不然,椭圆形锅盔碟灯盏在实际使用中,更方便把盏中暂时不用的剩油倾倒回油罐,使燃油减少浪费。其制坯工艺则是在圆形锅盔碟素坯基础上,用双手均匀使劲将其捏成椭圆形的。
  图3是宋代成都琉璃厂窑生产的酱黑釉彩绘花草纹椭圆形碗。这种碗的制坯工艺与椭圆形锅盔碟灯盏相似,由于器型大一些,胎薄一些,将圆形改制为椭圆形应该更容易一些。笔者推想:这种椭圆形碗多用于盛装酒水,当古人开怀畅饮、大口饮用酒或水时,酒水不容易从嘴的两边流下,岂不妙哉?
  笔者认为,上述具有四川特色的唐、宋瓷器,是古代陶瓷工匠独具匠心的发明、创造,充分体现了古代陶瓷工匠的智慧和使用美学的理念。
  上述器物如果是在烧造过程中,或者是由于所烧器物相互挤压,或者是由于器物本身坯体含水量过高即湿度过高,导致变形,通常烧成后的产品,要么是瓷器上有粘连,有疤痕,要么是器型变得不规则,不合比例,没有协调感和美感。这类烧造过程中的次品一般是不会进入消费市场的,而在窑址所在地是很容易看到的。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文/四川成都 张天琚)

古人怎样防伪币:采用特殊材料图案设计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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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城晚报 崔禄丰
  近日,被称为“土豪金”的新版百元人民币面世,重点加强了防伪特性。那么,古代又是怎样防伪币的呢?
  秦王扫六合,也统一货币。但其时铸币技术原始落后,铸造之后需要再锉再磨,货币的质量自然参差不齐,加之伪币有暴利可图,形成人们铤而走险的驱动力。何况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已经掌握大型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要造伪币对秦民来说自然不在话下。根据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汇编而成的《治狱程式》记载:“丙盗铸此钱,丁佐铸。”这应该就是最早的伪币铸造了。
  在汉武帝把铸币权集中到中央之前,汉初的铸币权在郡国。当时,政府只对官方货币的重量、成色有明确规定,没有具体的工艺标准,因此,汉初郡国铸造的货币也各有差异。官府对货币认识也不足,以为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所以自己铸造时也偷工减料。最终,伪币驱逐官币。根据《通典》记载,这时期最简单的盗铸方法是将官币剪去一部分,或者用铁钱等冒充铜钱使用;规模大点的方法就是将官币重新熔铸,掺入廉价的铅锡,以次充好。前者就好比当下某些蝇营狗苟之徒使用假币,后者就好比犯罪集团印假钱。在中央把铸币权收回后,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和合金比例,铸造的官钱精美统一,伪钱肆虐的情况才有所改善。
  宋代资本经济萌芽,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铜币已不能方便商人交易,加上印刷技术的成熟,于是,“交子”这种纸币应运而生。那么,第一张纸币又是怎么防伪的呢?根据《楮币谱》的记载,可大致看出以下几点:第一,“交子”采用了特殊材料,它别名“楮皮”,楮皮在当时是一种高档纸张,文人墨客都爱用它;第二,采用名家书法,统一字迹,不易临摹;第三,图案设计复杂,难以仿造;第四,制定法律,“制造伪钞者,一律处斩”。值得留意的是,这时的伪造纸钞方法已经包括将真币中心部位剪出、移补、加描。
  清代继续发行使用圆形方孔的铜钱。清政府规定钱币为官府统一铸造,私铸要以重罪论处,但实际上私铸、盗铸从未禁绝。清代中后期,民间私铸之风更为猖獗。还出现了一种状况:铸造伪币的就是铸造官币的工匠!清代钱局的工匠是一种临时工,因为钱局铸钱的原料不足,一年也就只开工半年,剩下的半年工匠只能失业,空有一手好工艺,却游手好闲,遂做起私盗铸钱的违法之事。

智永禅师800本《千字文》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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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杭州日报
  智永和尚是中国书法史上书法造诣最专业最全面的高僧。一般的禅家墨迹,或是意气高过实技,云山雾罩自作炫人如高闲、佛印辈;或是执于一端出神入化,但于功夫齐备楷隶全能则有欠缺如怀素。唯有隋代智永和尚以一卷《真草千字文》享誉于世,见出空门中人虽讲求抽象的精神意气,其实在实际的点画功夫方面也是极其扎实、中规中矩的。这恰恰是所谓的佛家书、道家书最缺乏的素质。
  唐李绰《尚书故实》:
  右军孙智永自临千字文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吴兴永欣寺,积年学习,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瘗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
  “铁门限”、“退笔冢”是书法史上有名的励志掌故。过去师尊父辈鼓励后学,多以此二典为喻。相比之下,智永作为主体人物名气,反而没有“铁门限”、“退笔冢”更脍炙人口深得人心。古诗文或书论中常有“笔冢”(智永)“墨池”(王羲之)以示勤学苦练之重要,而以后世智永比拟书圣王羲之,正证明智永的分量不逊右军。但关于“笔冢”,也有疑惑者。
  清代章学诚《知非日札》有云:
  永师学书虽勤,断无每日换退数十笔头之理。人生百年,止得三万六千日耳!十瓮笔头,每瓮数万,是必百年之内,每日换数十笔头,岂情理哉?
  “退笔冢”或有之,但十瓮笔头数十万的量,或是渲染而已,当不得真。
  以此推之,智永在永欣寺书《千字文》八百本,分送江南诸寺的传说,恐怕也不无可议处。周兴嗣编《千字文》的文字盛行于南北朝时的梁、陈之间,梁武帝钦定为教科书颁布天下。智永书写后遍赠江南各寺,这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是否有八百本之多,大概只是个约数而已。而令人颇费猜疑的是,传至今日,除了刻本之外,竟无一卷墨迹传世。今天我们看到的《智永真草千字文》竟是唐时假日本遣唐使之手东渡日本,在《东大寺献物帐》中明确被著录的本子。初藏于东大寺,后辗转落入私人藏家之手。直到1912年大正初,才借刚刚兴起的影印技术公之于世。反观中国,竟无一丝蛛丝马迹,何也?
  1974年启功先生在看到日本东大寺藏本并作《日本影印智永真草千字文跋》中认定:
  日本藏真草千字文墨迹一本,乃唐时传去者也。其笔锋墨彩,纤毫可见,此真是永师手迹,毋庸置疑。多见六朝隋唐遗墨,自知其真实不虚。
  启先生没有详述证据,而是从笔墨风格上作出了判断。当然也可以有一些追问。比如当时《千字文》流行风靡是不错,但以真(楷)、草两两排列对应的逐字写来,是一种独特的做法。《千字文》是知识启蒙读本,初级教科书的功能,应该是提供最标准的(最好是唯一)写法。而真(正)、草书体对应的是立足于书法艺术审美取向的写法。智永分送江南诸寺的八百本《千字文》,按常理应该是一种书体如正楷书以便识读;而不太会是正、草交替对照的双体。但智永传世的单体《千字文》也一直不见踪迹,神龙见首不见尾,如此看来,智永之谜,竟是难以得解了。
  历来关于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刻本,约有如下一些:
  1。北宋大观三年(1109)二月薛嗣昌以长安崔氏秘藏墨迹摹刻而成。现存陕西西安碑林。世称“关中本”。
  2。清初刻本,据称是据墨迹上石。但没有关于底本的来历说明,摹刻精细,稍逊古意。曰“宝墨轩本”。
  3。明《戏鸿堂法帖》翻刻本。因卷首缺字数十,自“龙师”二字起,故称“龙师起本”。因属石本翻刻,价值不高;但卷尾有董其昌跋,亦为一得。
  有赖这些零星石刻拓本,还算知晓智永《真草千字文》的些许源流传闻。但墨迹实物,怕是难睹庐山真貌了。

王羲之酒后醉写天下第一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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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酒,中国人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也常常离不开酒。为表谢意,请人喝酒;认识新朋友,一起喝酒;过节庆祝来一顿酒;烦事不断,借酒浇愁;喜事迎门,千杯不醉;少到一个人喝的闷酒,多到几百人都能喝的酒席,酒可谓无处不在。
武松醉打蒋门神的场面画
  中国人把酒与人的关系可谓演绎到了颠峰。小说家遇到酒,把酒写进作品里,武松“醉打蒋门神”、“三碗不过岗”,《红高粱》中的十八里红等等。生活中也曾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人家生了女孩,找来一坛女儿红为她埋下,待到女儿出嫁时再把它挖出来作贺礼。听上去就是一股子幸福。这其实源于浙江绍兴一带的风俗,也是古老父爱的一种表现。
只是看这幅画心里就一阵阵的暖意,看到有人真这么做,感觉心理也是美美哒~
  诗人遇到酒,借酒抒情,如李白诗中的“斗酒十千恣欢谑”、“对影成三人”。李白喝了酒就来诗意,人称“李白斗酒诗百篇”,所以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提到酒的句子最经典。其他的文人还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葡萄美酒夜光杯”等。
    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小时候读诗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以为是喝酒头也晕了,眼也花了,看着对面的人变成了三个人。真是笑话,明明是“月下独酌”嘛,自己、邀请的明月和杯中人影一共三人,真是浪漫主义情怀啊。
  那么书法家遇到酒呢?写字的时候喝了酒可不简单,据说《兰亭序》就是王羲之酒醉之后写成的,这一写便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说来也怪,等王羲之酒醒之后再来把这个草稿正式誊抄时,发现写出来的效果怎么也比不过这幅草稿。别看草稿上的文字间距不齐,甚至还时不时的出现错字涂抹的印迹,但正是这样一种自然的状态才流露出了行书的真谛,这也许就是酒与书法家微秒结合的产物吧。但也不是只要喝酒就能写出好字,据说王羲之当时想再写出一幅草稿的感觉来,也是喝了点酒,但就是写不成了。看来酒与艺术的最佳结合还需要一个时空因素。
唐朝神龙年间冯承素版的手摹《兰亭序》,近期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石渠宝笈》特展中出现。再看一下现场是什么样吧。
 
  唐代的草圣张旭也是这样,他“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癫。”凡人借酒劲儿写字那是乱写乱画,书法家借助酒性写字,那是艺术。但相同的是,不管谁喝完酒写字,醒来都写不成一样的。
   张旭的狂草,如果没有楷书的翻译,到死都不知道这写的是个什么鬼。即便是平常人看不懂,但在书法家眼里,则每一笔都有其出处,并不是任意胡写的。草书当中也是有章法滴!什么字写成什么样都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不能瞎写,因为怕后人看不懂,也是让后人能够查到出处和原字样。
  画圣吴道子更是“每一挥洒,必须酣饮”。相传他为长安崇仁场资圣寺净土院的门墙画壁,久之不得,后遇大醉才天机勃发,“秉烛醉画”,神妙异常。
   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图》,不知道这幅画是不是喝完以后画的。大家就是大家,总有些奇妙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天才,反正凡人是无法从中体会的,不能学,也学不得,总不能让我们央美的学生都去喝酒吧。
  文人与酒撞碰在一起可谓佳话百出,但也不能理解为只要文人一喝酒出来的都是好事,有时候可能也会误大事。曹植就是一位误了大事的代表,史称他为“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据说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关羽困于樊城,曹操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准备派遣他去援救曹仁,结果曹植“醉不能受命”。最后导致曹植喝酒误事、不堪重用自毁前程的命运。
   曹植的《洛神赋》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文人,有时间大家可以看看里面写的故事。
  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每每沉浸在传世的艺术品当中时,就算不喝酒,我想也是一种心灵上的醉态——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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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5日 星期三

南菁藝術鑑賞報─南菁書法學會常務理事李育萱於今年十二月將在台北市萬華區福星里辦公室二樓〈西寧南路14之3號1樓〉開班授課〈書法教學〉,請有興趣者踴躍報名參加

南菁藝術鑑賞報─南菁書法學會常務理事李育萱於今年十二月將在台北市萬華區福星里辦公室二樓〈西寧南路14之3號1樓〉開班授課〈書法教學〉,請有興趣者踴躍報名參加。
李育萱字意瑞又字彥琳
學歷: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
高雄師大國文研究所進修結業
經歷:曾任中學國文教師二十八年
退休後奉獻心力於書法篆刻推廣教育
曾任台北市客家書院篆刻講師
現任新北市永和區市民大學書法講師
社團法人台北市南菁書法學會常務理事
湄洲媽祖書畫院台灣分院副院長
南菁藝術學院藝術教授
教學經驗超過十餘年
展覽:曾參加國內外聯展數十次
個展六次
最近期的個展:
2012年五月國立國父紀念館翠亨藝廊
2012年六月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雙和畫廊
獲獎:
2011年、2014年入選第一、二屆台灣書畫百大名人
2015年十月榮獲韓中日文化協力美術祭書法金獎
聯絡方式:新北市永和區環河東路二段六十號十五樓
電話:〈02〉8927-3946
手機:0931-959-454
E-mail:yslee0225@gmail.com










赏清末民国浙人吴震《寒山积雪图》

  大河报

  □大河鉴宝书画鉴定专家于建华
  天气预报,周二河南大部有大雪。雪花飘飘,未久便将变成白雪皑皑的银白世界,一派澄洁,悦人身心。为了增添“瑞雪兆丰年”的喜庆劲儿,余取出上个月上海拍得的一幅吴震的《寒山积雪图》欣赏把玩,以待今年的第一场雪。
  吴震,浙江海宁人,号琴斋,乃活跃在清末民国的山水画家,与名书画家任堇(1881-1936)友善,时相往来,诗酒唱酬。《民国书画家汇传》称其:“工画,擅山水。”
  吴震的雪景山水,名为“寒山积雪”,画面天灰山白,冷气逼人,一片冰清玉洁的世界。画中两丛遒劲的古树,也被大雪压弯了枝儿,越发显得虬曲了。山壁盘曲的小 道和小木桥的栏杆皆以大红细勾,线条虽细,但有雪白的冰雪映衬,也极耀眼明目。画面更勾人处,是山边临水的房舍,也有细红线勾曲廊,与山路和桥上红栏杆颇 为呼应。最勾人魂魄处,是房舍中有一袭红衣的女士临窗而坐,侧目回望窗外,似有所思所想,但不知是思的何人想的何物?突然想冒着冰雪,沿着红线栏杆来到伊 身边,伴着伊思、伴着伊想,再不去闻那冰雪之外的尘嚣。这时读者诸君会问:“人家女士会同意吗?”这时笔者似乎听到有回答声:“不去咋知道!”别人想去不 想去由他去,反正笔者极想去矣!写至此,笔者真的要放下笔去做穿越之旅了。画笔追师宋元,又取法唐寅,笔墨细秀,布局疏朗,秀逸清隽。
  画题在画面右上角灰蒙蒙的云天之中:“寒山积雪,学唐子畏笔意为奉逸民先生即希诲正,癸亥十一月,海昌吴震琴斋写于沪上。”钤印“海昌吴震”白文和“琴斋”朱文。“唐子畏”是唐寅的又名,“癸亥”应为民国十二年(1923年)。“海昌”大概是海宁的古称?
  吴震此幅《寒山积雪图》123cm×53cm的尺幅,算下来大概6平尺,若按每平尺三四千元计价,也仅2万元左右,这对于活跃在晚清民国有实力画家的价位,实在不能算高。像这类有水平又老气的画作,是可以见一件买一件的,庋藏起来,总不会亏的。

李世民栽的银杏树美了1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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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栽了棵银杏树 美了1400年
  听说北京下雪了,雪落了一地,北京也变成了北平。而此时,在西安古刹里,一夜风雨过后谢落了满地的黄叶,瞬间就有种繁华落尽,梦回大唐的感觉。
李世民栽了棵银杏树 美了1400年
 
李世民栽了棵银杏树 美了1400年
  说起这株银杏,也是大有来头。此树年逾千载,生长在西安终南山古观音禅寺之中,传说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亲手栽种,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还被国家列为古树名木保护名录。
李世民栽了棵银杏树 美了1400年每年初冬的时候,这株古树都像身披金甲圣衣,风一过,满地金黄,甚至惊艳。
李世民栽了棵银杏树 美了1400年
  千年古树与深山古刹风雨相守,春去秋来,落叶不扫,繁华看尽,远离红尘。这般唯美幽境,让人想起了《烟花易冷》的歌词。
李世民栽了棵银杏树 美了1400年雨纷纷 旧故里草木深
  我听闻 你始终一个人
  斑驳的城门 盘踞着老树根
  石板上回荡的是 再等
李世民栽了棵银杏树 美了1400年
 
李世民栽了棵银杏树 美了1400年
  这座古观音禅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公元628年),距今约也有1400多年历史,为终南山千年古刹之一。常有僧人,布衣斗笠,上山拾柴,烧水煮茶,或是树下合十,念经祈福。
李世民栽了棵银杏树 美了1400年
 
李世民栽了棵银杏树 美了1400年
 
李世民栽了棵银杏树 美了1400年置身于此,静气凝神,仿佛所有的烦恼都会消散,听叶子簌簌地落下,穿越千年,刹那芳华。
  (文章来源:视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