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尺牘看明代文人生活

 中國文化報·美術文化周刊

何國慶

明代文人生活史的研究，近20年來累積了非常豐富的成績。 相關史料來源非常廣泛，舉凡詩集、文集、方志、家譜，都有不少記載。 然而文人生活最直接的史料，其實來自於魚雁往返的尺牘。 尺牘所談多是生活中的交遊、文學、書畫創作、出版、飲食、官場文化等。 所涉範圍之廣大，內容之真實，文人氣息個性盡藏於其中，遠非經過篩選的詩文集所能相比。

翻檢明朝史事，通才博物型的大師級學者為數眾多，略舉幾通尺牘與讀友分享。 以王守仁（陽明）為例，大多數人知道他是一位大思想家，其“心學”思想包含了濃厚的人文主義的自由色彩。但很多人可能不曉得，王守仁也是傑出的兵學家，他曾經平定南贛與兩廣的匪亂與民變，一生最大的軍事功業乃是平定江西寧王宸濠之亂。 嘉靖皇帝即位後，念王守仁平寧王之亂有功，敕封其為“新建伯”以表彰其功勳。 有一通尺牘，是他37歲寫於貴州，正當“龍場悟道”，奠定其一生心學體系的關鍵時期，內容所述人物身份的確認，更是彌足珍貴。 對照陽明弟子鄒守益的信，提到“青陽新建陽明書屋於九華，同志諸友命記其成”，因此他寫成《九華山陽明書院記》，可以在鄒守益文集得到參證，也顯見其推廣陽明學的熱情與用心。

方以智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也是很有見地的科學家，他的科學見解集中於《物理小識》一書。 此外，他為​​了讓中國與西方世界能共享文化資源，大膽提出漢字拉丁拼音化的文字改良芻議，並擬出一套完整的系統，比“五四”時期魯迅、錢玄同等人的主張早了將近三百年。 這件尺牘寫給他的老師餘揚，當時方以智已在江西壽昌寺出家，信文提到先前曾作一文二詩為老師祝壽。 後文感嘆自己多年來輾轉漂泊，負慝偷安。 相較於方以智《物理小識》，宋應星《天工開物》應該更為人所熟知。 偶然得到塗紹煃的尺牘，當時並不知道他是誰。 後來讀到宋應星《天工開物》自序，提到一位出版贊助人竟然就是塗紹煃。 序文中說，以自己的財力，無法刊行《天工開物》，但是“吾友塗伯聚先生，誠意動天，心靈格物，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長可取，必勤勤懇懇而契合焉。昨歲《畫音歸正》，由先生而受梓。茲有後命，復取此捲而繼起為之，此亦夙緣之所召哉。”宋應星生動刻畫了塗紹煃積極資助出版事業的歷史形象。 從這段文字我們清楚知道，沒有塗紹煃的解囊相助，就沒有《天工開物》這本鉅作的傳世。

清初的大思想家中，影響最深遠的要算是顧炎武與黃宗羲。 顧炎武的信寫給文學大家歸莊。 歸莊與顧炎武齊名，時有“歸奇顧怪”之稱。 顧炎武說，歸莊先前兩次所寄詩文皆已拜讀，認為歸莊的詩稍流入宋調，應該“通經學古，以救時行道”。 黃宗羲寫給鄭樑的信，提到至崑山徐幹學家傳是樓觀其藏書，並挑選徐氏所藏之宋元文集僱人抄寫，將近千冊，實為快事。 此事應是為手邊正在撰寫的《宋元學案》蒐集資料。 凡此種種，皆可見當時文人交遊之情景，所述學問諸事也可補年譜之闕。

明代文人結社風氣綿延近三百年，大盛於晚明時期，其中以復社氣勢最盛。 搜羅復社成員三十人尺牘，其中各有七人寫給楊廷樞（維斗）、許元楨（伯讚），所言諸事有相當篇幅討論關於科考製藝文編選。 以復社當時在科考與時政的影響力，大江南北學子莫不蜂擁入社，以求能在科考上魚躍龍門。 又例如復社主盟張采寫給楊廷樞的信講到，“讀書之暇，可稍尋經世，或荒政，或數學，苟有益於用者，得一分是一分”，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正可體現復社“興復古學，務為有用”的經世濟民精神。

復社之興盛，不論在成員或精神上，都與東林無法割捨，當中有傳承之血脈。 東林諸君子尺牘，頗能見證當時的政局世態。 繆昌期給侄子繆尊素的信，寫於尊素即將赴京趕考，繆昌期祝福他考試順利，並叮嚀外出並須“慎言、慎動、慎交遊”。 繆昌期另一封信寫給東林魁首顧憲成，信文中提到的《尚行精舍記》，現可見於顧憲成《涇皋藏稿》卷十。 顧憲成於萬曆二十六年，與蘇州、松江、常熟、太倉、嘉興、宜興等吳中文人期會於無錫惠山天下第二泉旁研講，一時賢朋滿堂，名播天下，史稱“龍山勝會”。 《顧憲成年譜》卷三提到，“龍山勝會，不減鹿洞、鵝湖”，可與此相左證。 而這件尺牘的傳世，也提醒後世學人，晚明龍山勝會的規模與影響力，足可媲美朱熹在鵝湖、白鹿洞書院的講學，乃學界不朽之盛事。

高攀龍寫給六弟信中講道：“吾邑遽失顧先生，一大變也。”即指顧憲成謝世一事，高攀龍因為“顧先生新喪”，所以“不酒肉”，也可見東林人士對顧憲成的景仰與推重。 另一封寫給七弟的信，高攀龍講到自己的近況：“今年遇凶神惡煞，作事之拙，窮天極地”，但也勉勵七弟“然否極者，有泰來之機，望弟勿自隳也”。 '

又例如楊漣信札起首即感嘆：“今天下獨不得實心任事之人耳！”如今虜患未滅，軍士“家無宿飽”，而“京師無所憑藉，不足當長城一面”，國事敗壞的原因乃出在“人”，用人不當，國勢也無有起色。 通讀此信，可見得楊漣以國家君主為己任之心，以及對君子蒙塵，百口莫辯的憂慮之情。

再回來看看書畫家的尺牘，裡頭也有非常生動的文人生活場景。 文彭寫給上池的信，內容關於篆刻創作，從信文可知上池的身份除了負責文彭篆刻的應酬交易，本身也是一位醫生。 又，關於潤筆之事，自古有之，然文人都不便明講。 從董其昌的信上，我們知道先前收信人寄去稿件，請董其昌作序，董說作序乃舉手之勞，不必酬金，只要求文徵明之畫為潤筆之資。 我們在展閱尺牘之際，似乎也見到董其昌快言快語的自信豪情。

尺牘中的“家書”，見證文人生活中的親情。 陸深寫給兒子陸楫，信中所言“康寧家書”，也就是遠行在外報平安的意思。 陸楫傳承優良家風，是先進的經濟思想家。 陸楫反對“禁奢”，他認為節儉雖對個人和家庭有利，卻對社會發展不利（富人奢侈可以增加窮人的就業機會，使社會愈加繁榮。這樣的想法頗類似現代社會鼓勵消費、增加商品流通的概念）。 陸深家族在上海歷史上影響深遠，陸深告老回鄉後住在浦東老家。 明朝中葉，上海地區飽受倭寇之擾，百姓決定築城抵禦，然而卻缺乏資費。 這時陸深已經去世，梅夫人卻義不容辭慷慨捐贈了五百畝田、二千兩銀子，還主動承擔了建築小東門的所有材料和人力。 現在陸深的舊宅雖然早已不存，但是陸家嘴、陸家宅等地名，都保存在上海的歷史文化記憶中。

孫植寫信給兒子孫成泰，聽聞兒子的教師稱讚其子鄉試所作的題試“文格超偉，且有理趣”，相當欣喜。 後文說家中上下俱平安，孫兒壯實易長，並要兒子好好遊覽金陵，並且務必要到親友故舊家拜訪，為孫植致意。 信文末，孫植還不忘囑咐兒子多結交良師益友。 孫成泰後來榮登萬曆五年（1577）進士。 萬曆二十三年（1595），文壇才子袁宏道初登官場任吳縣令，當時蘇州知府孫成泰得知宏道整肅官場，清理稅賦大有成效，因此頗賞識宏道並大力支持。 孫成泰重教化，曾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刊行戚繼光所著兵書《繼效新書》。 檢閱孫成泰事蹟，再回過頭來看孫植的家書，為人父親的期望果真得到回報了。

兄弟間的情誼，也常見於明人尺牘中。 項元淇給三弟項元汴的信，很能再現文人日常生活即景。 元淇與施靜齋在禪房見面，請小弟來一同吃餅，元淇說：“即至為妙！”要是晚來，餅大概就被吃完了。

明人尺牘所載繁複，相對於正史與詩文集，尺牘文字直接抒發情感，讀其信如見其人，當中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總讓觀者讀後一唱三歎，掩面沉思。